吐鲁番在古丝绸之路扮演了怎样的角色?这里发生过怎样的历史故事?9月27日,“交河一万里——吐鲁番丝路文物文书特展”在武汉大学开展,吐鲁番出土的149件(套)珍贵文物再现了发生在这片土地的历史故事,以及多种文化在这里交融汇聚的繁华印记。

吐鲁番:149件出土文物讲述丝绸之路往事

吐鲁番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

走进展厅,一幅大型“汉代陆上丝绸之路路线图”展现了吐鲁番在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位置——从长安出发,经河西走廊,过阳关,丝绸之路开始分支,经哈密可以到达吐鲁番。之后,通向亚洲腹地,并连接西亚、南亚和遥远的地中海各国。

从张骞凿空西域以来,吐鲁番就承载着丝绸之路上千年的历史记忆,世界四大文明曾在此地交融、碰撞,这里曾有过繁荣的城市和雄伟的宫殿,记录着无数兴衰故事。

展柜中,两件洋海墓地出土的汉代彩陶展示了吐鲁番早期先民的审美追求。彩陶上绘制着三角、折线、菱格等精美图案,这些图案和吐鲁番出土的毛织衣物残片上的图案非常类似。洋海人为什么要在陶器上绘制此类图案呢?经研究发现,原来洋海人发现毛织衣物不易破碎,就将衣物的图案画在陶器上,希望借此赋予陶器不易破碎的性能,延长其使用寿命。

“洋海墓地出土的陶器既有中原彩陶的影子,又有独特的地域特色,反映出中原与西域早期的文明交流。”吐鲁番学研究院副院长陈爱峰介绍,洋海墓地中所埋葬的族群,经考古研究,属于车师文化的族群,是吐鲁番盆地早期的先民之一,该族群同时有中原、中亚、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征。说明早在先秦时期,这里就已经存在文化交流交融。

秦汉时期,车师人以交河为都城建立了车师王国。自西汉开始,中原王朝开始进入并治理吐鲁番地区,历经高昌壁、高昌郡、高昌国、唐西州4个阶段。九世纪中叶,回鹘迁徙至此,建立西州回鹘王国,先后臣属于唐、宋、元等中央王朝。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,吐鲁番每一处遗迹都见证着朝代更迭与风云变幻,见证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。

文书文物再现丝路往事

唐代的“任命书”长啥样?国家一级文物《郭毡丑告身》向现场观众展示了唐代“任命书”的模样。这件文书于1965年出土于阿斯塔那古墓群,其上存墨书35行,内容是唐乾封二年(公元667年)官方颁布勋告郭毡丑战功的抄本,记录了主人公在沙译阵、缬岭阵、东熊陆岭阵3场战役中的功勋。在唐代,告身是朝廷授官授勋的凭证,相当于现在的任命书。“这件告身揭示了七世纪中叶的西域形势,是研究与复原同类型告身文书的重要史料。”陈爱峰说。

盛唐时期,文人出塞成为一种现象。展厅中一件《长行坊支贮马料文卷》就留下了诗人岑参在边塞的足迹。文卷出土于阿斯塔那古墓群中的506号墓,记载了公元754年至755年,每天往来于西州(今吐鲁番)、庭州(今吉木萨尔)二州驿站和长行坊之间的马匹以及草料的消耗情况。文卷中提到的“岑判官”,经研究分析就是岑参本人,而其中文书残片当为岑参的马料账单。

唐代的小学生“家庭作业”是什么内容?一件名为卜天寿《论语·郑玄注》抄本向现场观众展示了唐代小学生的日常。

这件出土于阿斯塔那古墓的文书,总长5.38米,宽0.27米,抄写人是一个年仅12岁的孩子,名叫卜天寿。可以看出,文中虽有一些错字,但字体很工整。有意思的是,卜天寿抄写完《论语·郑玄注》后,还在卷末附了一首打油诗,催促让先生早点放学,“写书今日了,先生莫醎(嫌)池(迟)。明朝是贾(假)日,早放学生归”。

卜天寿为什么抄写《论语》写本?是谁让一个12岁的孩子抄写这么多儒家经典?陈爱峰说,经研究发现,唐代西州的行政管理制度和中原是一样的,除了 *** 主办的官学之外,由寺院资助的私学也在吐鲁番兴办起来,卜天寿所上的就是一所私塾。这所私塾设在一个叫开觉寺的寺院里,是由寺院资助附近的孩子免费就读。

根据大量的吐鲁番文书可以看出,当时,吐鲁番的寺院经济发达,寺院掌握了大量的葡萄园,并靠出租葡萄园获取经济收益。于是,一些寺院就出资开办私塾,也叫“义学”,就是当时义务开办的学校。

从冷门绝学到国际显学

吐鲁番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镇,又是一个降雨量极少的绿洲盆地,东西方文化在此交汇,留下了丰富的文书文物遗存。

吐鲁番学是对这些丰富文化遗产进行研究的交叉学科,上百年来,吸引了世界各国古文献学、考古学、历史学、语言学等学者不断探索研究,在国际学术界备受关注,堪称“国际显学”。

19世纪末,由于西方探险者的盗掠,吐鲁番的珍贵文书文物流散于世界各大博物馆和科研机构中。

1928年,黄文弼随瑞典人斯文·赫定率领的“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”到吐鲁番考古发掘,出版《吐鲁番考古记》,开启了中国整理研究吐鲁番出土文物文书的先河。从1959年开始,我国考古工作者开始对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、哈拉和卓古墓群进行有计划的科学考察和考古发掘,出土了内容极为丰富的文物文书。其中的203座墓葬出土了十六国、高昌王国和唐代的纸质文书近万片,成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。

1975年,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成立,由武汉大学教授唐长孺负责,对上万件文书残片进行拆揭、缀合、录文、标点、断代、定名,汇编成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》。1983年,“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”成立,建立了纸质文书修复保护基地,加大对吐鲁番出土文物文书的修复与保护力度。

如今,在一批国内外知名学者的相继努力下,《吐鲁番出土文书》《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》等学术著述相继问世,吐鲁番学逐渐成长为与敦煌学并驾齐驱的国际显学。

“此次特展展出的149件(套)文物文书,是迄今为止吐鲁番出土文物文书最为全面、更高规格、最新成果的集中展示。”吐鲁番市文物局党组书记、副局长张勇说,“吐鲁番文书对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具有重要意义。它记录古代多维度史实,见证了古代西域与中原的密切联系,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、创新性、统一性、包容性、和平性。”